--对话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
记者:据2月2日权威部门最新公布的数据,目前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尚未找到工作而返乡,农民工培训问题再次成为社会热点。农村劳动力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职业技能和整体素质,既关系到他们近期的就业出路,从长远看也影响着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进程。站在战略高度,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?
蔡昉:我国的农民工培训大致由三部分构成:一是用工企业培训。这一块由于农民工流动性较大,培训投入的风险较大,所以并不普遍。二是农民工自己花钱接受的职业培训。本世纪以来,在一些省份,职业学校发展很快,不仅教授定向的职业技能,还提供就业服务。第三部分,也是最近谈论最多的,是政府实施的各种农民工培训计划,比如农业部主管的“阳光工程”等。
政府对农民工提供的培训,是从宏观角度对劳动力需求的一种反应。2004年前后,一些地方出现了民工荒,此前很多地方出现技工荒,政府意识到社会对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劳动力的旺盛需求,同时也为了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,逐渐加大了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。
这一次的情况有些不同,是出现了劳动力的逆向流动。从应急的角度看,劳动部门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培训,延缓农民工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,等待经济的回暖。看得更远一些,任何危机总会过去,下一轮繁荣期到来时,经济发展的方式会有所变化,从产业到技术都会出现新的特征,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。从这种意义上讲,今天的培训,是为明天储备人力资本。
记者:您的意思是说,在经济相对萧条的时期加强教育和培训,对未来的发展是一种机遇。
蔡昉:对。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有一个意外的收获,就是它使学生的在校时间大幅度延长,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增长了一倍,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增加了50%。二战后,世界市场对美国的产品需求下降,同时大批美国军人退伍,失业威胁增加。美国为此制定了退伍军人权利保障法,1200万退伍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走进大学或职业学院。这两轮教育发展的结果,是美国此后几十年的持续繁荣,中产阶级形成。危机带来了正面的效果。
有人研究发现,2/3的技术创新出现在经济低潮期,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一样。在萧条时期,读书和培训的机会成本是最低的。我主张在4万亿元、20万亿元投资刺激方案之外,再花大钱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上,抓住机会把义务教育彻底完成,甚至可以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。
记者:经济低潮期是发展教育的大好时机,您的见解引人深思。事实上,抓教育、抓培训,不只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,进入经济恢复和繁荣期之后,培训和教育也将成为长期的任务。从中国劳动力培训升级的角度,您有什么好的建议?
蔡昉:我们做过一些调查。目前农村劳动力,包括农民工,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.8年。如果把受教育时间提高到9年,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回报率将提高8%;完成高中教育,教育收益提高21.1%;再接受1年大专及以上教育,教育收益提高32.2%。
在企业方面,2006年我国的制造业工资是美国的3%,当然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也比较低,是美国的14%,拿3%除以14%,大概是21%。也就是说,可以用21%的劳动成本去生产和美国同样的产品,这是我国真正的比较优势。在工资水平不大可能下降的情况下,要保持这一优势,加强培训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成了关键。
所以,假如劳动和教育部门能够看到这一点,不只是盯着近期就业率,而是一手抓实用技能培训,提高针对性,一手抓基础教育,扩大适用面;不只是习惯于“钱多时加大投入、钱少时节衣缩食”,而是抓住机遇完善升级培训体系,把应对危机的非常措施常态化,那么我国就有可能像六七十年前的美国教育一样,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基石。